新華社倫敦6月11日電（記者郭爽）國際知名學術出版機構施普林格·自然集團11日發布的自然指數2025科研領導者榜單顯示，中國繼續保持第一，并且擴大了科研產出的領先優勢。
這份榜單基于2024年全年數據，數據集包括來自145個自然和健康科學期刊的大量主要研究論文。中國的份額達32122，同比增長約17%。份額是自然指數顯示作者對高質量科研所作貢獻的關鍵指標。緊隨其后的是美國（份額為22083）、德國、英國、日本和法國。
在機構層面，全球機構十強中除了哈佛大學（第2）和德國馬普協會（第9）外，其余8家都是中國機構。中國科學院繼續保持第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浙江大學分別位列第3和第4，其他十強機構為北京大學（第5）、中國科學院大學（第6）、清華大學（第7）、南京大學（第8）和上海交通大學（第10）。
此外，亞洲國家整體強化了優勢地位。韓國的總體排名升至第7，超過了加拿大（第8）。印度依然位居第9。此前居優勢地位的西方國家，其調整后份額出現連續第二年下降，加拿大、法國、瑞士、英國和美國的降幅都至少為7%，澳大利亞和德國的降幅不到3%。
“這些數據反映了全球科研格局的深刻轉變，”自然指數主編西蒙·貝克說，“中國對科技的持續投入正轉化為高質量科研產出的快速持續增長，在物理和化學等領域，目前已遠超此前居于首要地位的西方國家，包括美國。”
自然指數科研領導者榜單每年基于上一年的數據發布一次，屬于自然指數數據庫的一部分。
自然指數2025研究領袖：美國失去優勢，中國領先地位迅速擴大
盡管最新數據早于現任特朗普政府，觀察者警告說，資金削減將加速中國的優勢。
中國對世界頂尖科學的貢獻正在迅速推進，根據2024年日歷年的數據，在Nature Index數據庫中，中國對美國的領先優勢已經增加了超過四倍。
直到2023年美國才在研究領導者名單中失去第一的位置，該名單根據各國、地區和機構對145本高質量健康科學和自然科學期刊論文的貢獻進行排名。
但是兩國之間的差距可能會迅速變成一道鴻溝；中國已經取代成為榜首，2024年的份額（跟蹤數據庫中研究文章作者貢獻的主要Nature指數指標）為32,122。美國的份額為22,083。
中國調整后的份額——考慮到數據庫中文章數量每年的波動——在2023年躍升了17.4%。與此同時，美國的調整后份額則暴跌了10.1%。
美國調整后的份額減少了11.6%，最多的減少出現在化學領域，減少了11.6%，其次是物理科學，減少了10.6%。在健康科學領域，美國仍然處于領先地位，但其份額下降得沒那么厲害，僅為2.7%。美國在生物科學領域也保持了第一的位置，但其調整后的份額下降了5.4%，而中國則上升了超過五分之一（20.4%）。
美國并不是唯一受中國快速發展影響的西方研究體系：加拿大、法國和英國的調整后份額也都下降了至少9%。
盡管中國崛起和西方衰落的份額一直在自然指數中持續多年，但這一趨勢的加速使科學政策觀察者質疑這一差距將會變得多大。
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的首席政府關系官喬安妮·卡尼警告說，美國“顯然已經越過了一道界限，積極放棄我們在研究、開發和創新方面的全球領先地位”。她說：“美國仍然有機會扭轉局面，但我們需要迅速行動。”
然而，這可能并不是一個容易的任務。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左右，自2000年代以來，中國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博士畢業生的數量上一直超過美國，根據2021年的一份報告指出，華盛頓特區喬治城大學的“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的數據顯示，未來幾年可能還無法獲得2025年博士畢業生數量的數據，但CSET報告預測，到2025年，中國大學每年將培養約77,000名STEM博士畢業生，而美國大學每年將培養約40,000名。
“現在中國雇傭的研究人員比美國和整個歐盟加起來還要多，”華盛頓特區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全球創新政策副總裁斯蒂芬·埃澤爾說。“如果美國想要保持優勢，我們就必須承認這場競賽是真實的。”
首席破壞者
這些趨勢和數據早于2025年1月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就職。但是，他的政府政策已經嚴重擾亂了美國高等教育和研究，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科學政策和創新研究員Caroline Wagner說，這可能使得追趕中國更加困難。“我們正經歷一場國家危機，”她警告道。“這不僅僅是種普遍的不安。”
5月2日，白宮發布了2026年的預算提案。該文件指控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通過浪費性支出、誤導性信息、風險研究以及推廣破壞公共衛生的危險意識形態，打破了美國人民的信任”。NIH的 funding將被削減近180億美元，這大約相當于其年度預算的40%。
“如果國會通過總統的 minimalist預算，對我們國家的未來來說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美國科學促進會首席執行官Sudip Parikh在一份在線聲明中說。“美國將不再參與全球研發領導力的競爭——我們將失去它。”
美國的其他研究資助機構也將面臨類似的削減。環境保護署的預算將減少55%，國家科學基金會的預算將減少57%。
個別大學也有可能失去大量來自聯邦政府的資助，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從這些機構獲得研究資助。最顯著的例子是哈佛大學，它因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與白宮發生了沖突。特朗普稱這些抗議活動是“非法”的，并指責參與者是反猶太的。政府在四月凍結了哈佛22億美元的聯邦資金，因為該大學拒絕遵守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對機構如何治理、招聘和教學的指示。這場僵局隨后升級，進一步的聯邦資金被削減或凍結而白宮還希望取消大學招募國際學生的能力。許多這些行動正在被哈佛大學在法庭上訴爭。
搜索替代方案
有一些報告顯示，美國的私人基金在政府緊縮政策的應對下增加了研究支出。Ezell呼吁特朗普政府制定政策，進一步鼓勵私營部門參與科學研究。“我們需要實施聰明的稅收政策，激勵企業投資于研發，”他說。
然而，Ezell 表示，私人投資可能永遠不足以完全填補這一漏洞。“在沒有更強激勵措施的情況下，這當然不是一件確定的事情。”
在上個月由美國國家科學院主辦的活動中，邁克爾·克拉西奧斯，總統的科學顧問和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為政府的行為進行了辯護。他說：“政治偏見已經取代了尋找真理的至關重要的工作。在錯誤的事情上花費更多的錢比在正確的事情上花費更少的錢要糟糕得多。”
但是Ezell表示，對政府研究支出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方法也不太可能產生足夠的儲蓄來彌補失去的資金。“特朗普政府可能會相對減少對社會科學的資助，轉向核心科學研究的資助，但這不足以抵消總體資金的減少。”
資金削減和對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政策和研究的打擊的結合已經導致一些美國科學家得出結論，認為他們的“職業生涯結束了”。除此之外，一些外國科學家——包括持有美國簽證的科學家——在機場被拘留，并被拒絕入境。“這向外國研究人員發出信號，尋找其他地方的工作，”Wagner說。
從西到東的腦力流失
瓦格納表示，這可能會導致人才外流，使得美國不再成為科學家的首選目的地——為其他國家的招聘創造了潛在的來源。她說，同樣的情況也適用于尋求研究合作者的海外研究人員；他們希望將時間和精力投資在那些在穩定的資金和可預測的政治環境中運作的合作伙伴身上。
之前，自然指數的數據已經表明，中國研究人員與亞洲其他國家科學家的合作越來越多，而中美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則在減弱。這有助于發展其他亞洲國家的研究優勢，這一點在最新的自然指數年數據中可以看出來。
例如，韓國在2025年研究領導者排名中從第八位上升到第七位，并且其在生物科學中的調整后份額增長了超過11%。該國在物理科學中的排名也從第六位躍升至第四位。
新加坡因其最近的表現而脫穎而出。其地球與環境科學論文的調整后比例從2023年到2024年增長了超過19%，其健康科學的調整后比例增長了超過23%。
其他亞洲國家的成功可能也反映了對綠色技術和材料的關注，這些領域在數據庫中的研究文章所占比例越來越大。
卡尼和瓦格納表示，關于美國能否成功緩解日益嚴重的 managed decline 的趨勢，現在還無法定論。他們說，理論上這是可能的，但前景并不樂觀，很有可能我們已經處于科學和研究領導權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的過渡期。
像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這樣的組織目前正在游說美國政府重新考慮其削減資金的決定。他們說，風險是，美國和西方將無法為新興技術（如人工智能）制定規則和標準，這將對經濟和國家安全產生影響。“我們有一個短暫的機會窗口，我認為我們只有今年和明年的時間來扭轉這一局面，”Carney說。
